青瓷鉴赏|元明龙泉窑青瓷的海上陶瓷之路

转自于  丽水市处州博物馆  叶英挺

唐末以后，东西方贸易的中心路线转移到海上，“海上丝路“的重要地位日渐凸显。与此同时，中国的陶瓷输出骤然兴旺，陶瓷成为与丝绸比肩的大宗出口商品，所以海上丝路也称为陶瓷之路。就青瓷而言，继越窑之后，龙泉窑是中国宋元明初时期最重要的外销瓷品种之一，而从世界范围内的遗存与收藏来观，龙泉窑的外销颠峰时期无疑是元代至明初。如元代商人、民间航海家汪大渊《》一书里明确提及与外国交易货用龙泉青瓷者多处，计有“处州瓷（琉球、无枝拔、龙牙门、麻里噜）”四处，“处瓷（旧港）”一处，“处器（苏禄）”一处，“青处器（花面）”一处，共七处。另有“青瓷器”、“青器”、“青碗“、“瓷器”共十五处，可能亦有一部分龙泉青瓷。“处州瓷”、“处瓷”、“处器”、“青处器”均指龙泉窑所产瓷器，此种明确瓷器产地出处的称法在各类用于交易的瓷器品种几乎只见于龙泉窑，足见当时龙泉青瓷的知名度之大或至家喻户晓。直至明永乐二年，琉球的山南使臣还利用职务之便走私龙泉窑青瓷。

元明龙泉窑的外销路线大致可分为两条，一是从庆元港（今宁波）或温州港出口至日本，以日本商船来元为主，有民间私人贸易和半官营的商船贸易，其规模这从韩国新安海底沉船的例子中可见一斑。此一时期输入日本的精美龙泉青瓷今天有一个专称：“天龙寺手”。

另一条线路则主要从泉州出发，经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诸岛，一直到达印度洋沿岸的波斯湾、阿拉伯海、红海和东非等阿拉伯-伊斯兰地区。蒙古汗国兴起后，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三次大规模西征先后征服了中亚和西亚信仰伊斯兰教的各个国家和民族，并将一批批中亚各族人、波斯人、阿拉伯人作为战俘征调到中国来参加蒙古征服和统一中国的战争。此外，自愿来华的伊斯兰商人、传教师、旅行家、学术人士也络绎不绝，以至于 “回回之人遍天下”。在蒙元帝国优待政策下，信仰伊斯兰教的色目商人成为社会富豪阶层，并在蒙元社会商业经济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伊斯兰教不同于其他宗教的一个特点是重视商业贸易，充分肯定经商是一种高尚的事业并鼓励远行经商。元明时期，龙泉青瓷大量销往伊斯兰地区与元代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大发展是分不开的。

与之相应，元明龙泉窑青瓷出现了大量专为满足伊斯兰生活习惯需求，迎合伊斯兰审美风格的器物，今日土耳其托普卡帕皇宫博物馆、伊朗德黑兰国立考古博物馆等丰富的龙泉青瓷馆藏品即是最生动真实的注脚。

直径小则30公分，大至70多公分的折沿大盘是此一时期的新创，系自伊斯兰金属制大盘影响而来，但在足部保持了龙泉瓷器的工艺特点，这类大盘釉层丰厚，制作精良，有圆口和花口之分，有的腹壁凹凸成瓜棱状或呈放射的菊瓣状，腹壁和内底一般均有纹饰，或刻印或贴饰，纹饰题材一类是彰显本土特色的云纹，鱼纹，龙纹等，装饰格局多疏朗有致，另一类是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植物纹，几何纹等，层层构图，纹饰繁缛。明代马欢在《瀛涯胜览》中说：“波斯人用盘盛其饭，浇酥油汤汁，以手撮入口中而食。”伊斯兰地区的饮食习惯，通常是将食品放在大盘中，众人围桌或席地而食。龙泉窑大盘即是为了适应伊斯兰地区的饮食习惯而大量烧制。类似的还有大碗，元明龙泉窑大碗口径达三四十公分的不在少数，有直口、束口、外翻口、和菊花口等多种，腹深，容量大，圈足。大碗是中东地区常用的餐具，用于喝酒、饮牛奶、马奶等。

文化是相互影响的，土耳其托普卡普皇宫收藏的龙泉青瓷，有很多也见于国内窖藏、墓葬以及灰坑等遗存的出土，从传世品来看，外销瓷的品种很大一部分和内销一致。但这类器物如大瓶、大罐、执壶等在销往伊斯兰地区后通常会根据当地的审美习惯加以改头换面，比如器物口部削去一截然后包钤美丽的铜边、银边甚至金边，镶上宝石，有些底部也扣上金属，上下呼应，执壶的流也被截去一段，换成金光熠熠，满工刻花的金属流嘴，配上珠光宝气，造型具有浓郁伊斯兰气息的盖子，大牡丹瓶的口部被削去一大截，而截下来的那部分又做成了碗的喇叭形高足，等等。这种改造使青瓷与金银宝石相辉映，既增加了耐用性，又提升了美观度，既彰显了主人的财富地位，也凸显出龙泉青瓷的尊贵。